不久前下班途中刷短視頻，看到一位作家說：“年輕寫作者應該少寫自己，多寫眾生?！蔽业牡谝环磻拖旅娴脑S多評論很像：“我亦眾生，眾生亦我。”既然我就在世界之中，那么只要把自己的經(jīng)驗寫得足夠深刻，不就意味著我已經(jīng)在寫眾生了嗎？更何況有作家曾說：越是個人的，就越是世界的。

這句話之所以動人，是因為它道出了一個不爭的事實：經(jīng)驗只能從自我出發(fā)。當個人經(jīng)驗成為一種可被理解、可被辨認甚至可以被替換的處境時，它才可能獲得普遍性。換句話說，關鍵不在于我寫了自己，而是我是否寫清了我因何如此。這兩者之間的轉化，關鍵詞是處境。

寫好處境，我想這意味著，寫好個體如何被安置在世界的大背景下，我們如何在關系與規(guī)則的縫隙里，不管是被動地還是主動地流動著。它的重點不在于發(fā)生了什么，而是在什么條件下，這件事只能這樣發(fā)生；在什么位置上，這種感受才會產(chǎn)生。換句話說，當我們的寫作從“我好痛苦”推進到“我為何只能這樣痛苦而不是以別的方式痛苦”，從“對方在欺負我”到“這件事為什么發(fā)生”，當我們完成這樣的寫作轉化，個體經(jīng)驗或許才能脫離私人的領地。

2026年1月17日，北京迎來了初雪。那天晚上，我打車去京郊，起初還好，下了高架后，前面的路，因為沒有掃雪車和其他車來過的痕跡，已被大雪覆蓋。司機對這條路原本很熟悉，可雪蓋住了地面的標線，往日清晰的分界突然消失，他毫無察覺地逆行了一段，直到撞上路邊的花壇。這恐怕很難說是司機的技術問題，而是一種判斷失效后的偏航。當我們平日里賴以行動的參照物被遮蔽，經(jīng)驗就失去了意義。

處境在這樣的時刻顯露了出來：沒有人會憑空做出選擇，我們的選擇依賴于某種深層的、被默認存在的秩序。許多看似自然而然的行為，正是在這種條件下被訓練、被固化出來的。當我們的寫作只是記錄情緒或是行為，就會一直在私人領域中打轉，除非我們將注意力放在這些情緒和行為如何被建構出來。

經(jīng)典現(xiàn)實主義提供過一種強有力的參照。以巴爾扎克為例，他寫的從來不會是某個個體如何淪落至此，而是讓階層、金錢、制度、欲望圍繞人物命運的軸心旋轉，讓人物變成社會力量交織的節(jié)點。也正是在這種寫作中，我們剛剛說的處境，成為連接個體與眾生的通道。個人命運之所以具有代表性，是因為它在承受整個社會結構。就像《高老頭》開篇里出現(xiàn)的伏蓋公寓，它就是一個微型社會，樓層的高低，房間的大小，還有這些房客的彼此調換，無一不在暗示著人物命運的走向。

處境在不同時期下發(fā)生的改變，讓我們真正感知到時代悄然改變的深層意涵。時代改變并不意味著家庭、勞動方式、人類沖突等經(jīng)驗的消失，而是它們組織、感知和應對的方式發(fā)生了改變。技術媒介、社會制度、語言體系的更新，改變著我們理解自己、表達自己的方式。我們開始發(fā)現(xiàn)，同樣的處境在不同的時代開始呈現(xiàn)出不同的反應邏輯。

這正是文學的魅力，我們在重復過去的路程中獲得新生。我們雖然還在處理大師們都寫過的題材、主題，但我們的處境已不盡相同，因為我們發(fā)現(xiàn)：文學的變化不在題材的革新上，而是發(fā)生在理解方式的轉移之中。

那么處境既然是如此的具體、如此的本土、如此的帶有時間性，它又如何能夠獲得穿越時間的力量呢？這里恰涉及關于文學的一條反常識的規(guī)律：偉大的小說往往會在時間中褪去某些特質，卻因此獲得更廣闊的生命。當我們閱讀不同語言、不同世紀的小說時，我們不會因為人物的服飾、禮儀和生活習慣的陌生而對文本產(chǎn)生隔閡。因為我們早已通過這些人物在親密關系中的掙扎、在尊嚴與屈從之間的猶疑、在欲望與懲罰之間的撕扯，找到了自己的影子。

讓我們再次回到最初的問題，寫好我自己是否就能寫好眾生？我想，或許只有當自我經(jīng)驗被寫成處境，當“我如何感受”被推向“我為何只能如此感受”，當寫作把私人敘述重新放回屬于它的關系、規(guī)則、語言體系的條件之中時，一切才有了發(fā)生的可能。

原標題：寫好自我是否就能寫好眾生？（文思）